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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兰小欢，1980年生，内蒙古包头人，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，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。

　　城市化不只是地图上不断扩大的城市边界，更是亿万普通人搬家、就业、买房、育儿的真实人生轨迹。我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.9%飙升至2020年的63.9%，这个数字背后，是无数家庭的迁徙与抉择，是“留城”还是“返乡”的纠结，是“买房”还是“租房”的焦虑。但光鲜数据下，“半城市化”“高房价”“区域差距”等问题，正实实在在影响着普通人的日子。我们一起来聊聊城市化里的“人间烟火”与“现实难题”。城市化的真相：房子、收入与命运里的中国普通人故事。

　　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3.9%，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45.4%——18.5个百分点的差距，意味着约2.6亿农民工像“候鸟”一样在城市与乡村间奔波，他们干着城市里最累的活，却难享同等的公共服务，这就是“半城市化”的线、农民工老张的“留城困境

　　老张从安徽阜阳农村来上海打工15年，一直在建筑工地做钢筋工，每天凌晨5点起床，天黑才下班，月薪8000元撑起了全家开销。但最让他揪心的是儿子的教育：“孩子小学在上海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读，初中就不让上了，只能送回老家跟着爷爷奶奶。”每年春节团聚，儿子对他都很生疏，老张抹着眼泪说：“我在上海盖了十几年楼，住过的工地宿舍换了十几个，却没能力给孩子一个上海的学位。”像老张这样的情况不是个例，2020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仅85.8%，14.2%的孩子只能选办学校或返乡，这意味着近400万随迁子女面临“入学难”。

　　广东东莞被称为“世界工厂”，2000-2020年，这座城市的常住人口从644万增至1046万，新增人口中80%是外来农民工。来自湖南衡阳的小李，22岁就来东莞电子厂打工，现在已是车间主管，月薪1.2万元，比老家县城的公务员工资还高：“老家除了考公没别的出路，东莞工厂多、机会多，虽然辛苦，但能攒下钱。”而小李的老家衡阳某县城，2020年常住人口比2010年减少了12万，街上的商铺一半空置，中小学班级人数从50人减至30人，“年轻人都走了，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”，当地村干部无奈地说。

　　城市化与房价的绑定，早已渗透到每个家庭的决策中。房价的本质，是对城市公共服务的“定价”——学区好、医院近、交通便利，房价自然高。但对普通人来说，买房从来不是“数字游戏”，而是耗尽积蓄、背负几十年债务的人生大事。

　　2018年，上海的王女士和丈夫决定买房，两人都是普通上班族，月薪加起来1.5万元。他们看过浦东、闵行的十几个小区，最终选中一套外环外的老破小，面积65平方米，总价420万元。“首付要126万，我们自己攒了40万，双方父母各出30万，再向亲戚借了26万，才算凑够首付”，王女士说，“现在每个月要还房贷1.3万元，扣除房贷后，两人只剩2000元生活费，不敢逛街、不敢旅游，连生病都不敢去大医院。”这就是“六个钱包”买房的线年，我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达34.4万亿元，占居民总债务的54.2%，无数家庭被房贷绑定，消费能力被严重挤压。

　　河北燕郊因靠近北京，曾是“北漂”买房的首选地。2017年，燕郊房价飙升至3.5万元/平方米，来自内蒙古的小杨花280万买了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，首付84万，贷款196万，月供1.1万元。但2018年后，燕郊房价断崖式下跌，现在均价仅1.2万元/平方米，小杨的房子市值不足100万，而贷款还剩180万。“现在卖了房还欠银行80万，不卖的线元，根本扛不住”，小杨无奈地说，“当初以为能靠买房扎根，没想到成了‘负翁’。”

　　燕郊的案例，折射出“土地财政”模式的副作用。地方政府通过垄断土地供应推高地价，2020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达8.4万亿元，占地方财政收入的34.9%。地价涨推高房价，房价涨又让土地更值钱，形成循环。但对普通人来说，这种循环带来的是：想在城市扎根，必须承受高房价；一旦房价下跌，就可能面临“资不抵债”的风险。这也是“房住不炒”政策的核心——让房子回归居住属性，不让普通人被房价“绑架”。

　　我国城市化的“马太效应”越来越明显：东部沿海城市越来越富，中西部部分地区却面临“人才外流”“发展滞后”的困境。这种差距，不只是GDP数字，更是普通人的就业机会、工资水平、公共服务质量的差距。

　　黑龙江的李女士，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在当地县城医院检查时，医生说“设备有限，无法手术”，让她去哈尔滨或北京。李女士带着女儿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，排队3天才挂上号，手术费花了12万元，而县城医院的医保报销比例比哈尔滨低20%，“来回路费、住宿费花了1万多，报销后自己还得掏8万，相当于家里3年的积蓄”。这就是公共服务的区域差距：2020年，东部地区每千人床位数6.5张，西部地区仅5.1张；东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1.4万元，西部地区1.1万元。对普通人来说，住在哪里，不仅意味着收入多少，更意味着生病时能不能看好病、孩子能不能上好学。

　　但这种差距正在慢慢缩小。近年来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、长江中游城市群等中西部城市群快速发展，吸引了大量人口回流。四川达州的小陈，之前在深圳电子厂打工，2021年回到成都的一家新能源企业工作，月薪8000元，虽然比深圳少2000元，但“房租每月才1200元，能经常回家看父母，比在深圳漂泊强”。2020-2022年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净流入120万人，占全国总量的18.5%，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“用脚投票”，选择既能赚钱又能兼顾家庭的城市。

　　我国城市化已进入“下半场”，从“盖房子、扩规模”转向“提质量、惠民生”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意味着：落户更容易了、住房更有保障了、家乡发展更好了，城市化不再是“背井离乡”的无奈，而是“安居乐业”的机遇。

　　湖北黄冈的农民工老王，在浙江宁波打工12年，一直想落户，但之前的政策要求“社保缴满10年+有房”，老王没买房，一直没资格。2022年，宁波取消了城区常住人口300-500万城市的落户限制，社保缴满3年就能落户。老王顺利拿到宁波户口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把儿子从老家接到宁波，“现在孩子能上公办小学，不用交择校费，医保也能在宁波报销，终于感觉在城市扎下根了”。截至2022年底，全国30多个省份取消了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，10多个省份放宽了300-500万城市的落户条件，越来越多的“老王”实现了“城市梦”。

　　北京的90后小张，是一名互联网公司职员，月薪1.2万元，之前在朝阳区租房，每月房租4500元，占工资的37.5%。2023年，小张申请到了海淀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，面积40平方米，每月房租仅2800元，比之前省了1700元。“房子虽然不大，但家具家电齐全，离公司近，每月能多攒点钱，还能偶尔出去旅游”，小张说。近年来，我国大力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，2022年全国新开工保障性租赁住房265万套，解决了上千万新市民、青年人的住房困难。对普通人来说，“住有所居”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，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。

　　河南商丘的小刘，之前在广东佛山的家具厂打工，每年只能回家一次。2021年，商丘引进了一家大型家具企业，小刘果断辞职返乡，“现在在老家上班，月薪6000元，和佛山差不多，每天能回家陪父母、看孩子，不用再忍受分离之苦”。近年来，中西部地区通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，培育特色产业，让越来越多的县域经济“活”了起来。河南鄢陵的花卉产业、江西南康的家具产业、贵州遵义的茶叶产业，都吸引了大量外出务工人员返乡，“家门口就业”成为新趋势。

　　城市化的本质，是让普通人的生活更美好。从“半城市化”的无奈到“落户自由”的便利，从“六个钱包买房”的焦虑到“保障性住房”的安心，从“背井离乡”的奔波到“返乡就业”的幸福，城市化的每一步进步，都藏着普通人的“好日子”。

　　当然，城市化进程中还有很多问题：部分城市房价依然偏高、县域公共服务还有差距、农民工的权益保障还需加强。但随着户籍制度改革、保障性住房建设、区域协调发展等政策的推进，这些问题正在逐步解决。对普通人来说，城市化不是“高大上”的概念，而是孩子的一张入学通知书、一套 affordable 的房子、一份离家近的好工作。

　　未来的城市化，会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：在大城市，能享受优质的公共服务；在中小城市，能拥有舒适的生活环境；在农村，能实现“家门口就业”。这就是中国城市化的终极目标——让每个普通人，都能在城市或乡村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，让城市化真正成为“以人为本”的幸福之路。